工信部介绍，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已成为信息通信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应用AI、支撑AI、融合AI”三方面。但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破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

为破解群众和企业出海过程中公证办证难、流程繁、周期长的痛点，贵州省司法厅着力构建全域覆盖、便捷高效的涉外公证服务体系。全省已布局16家具备涉外公证业务资质的机构，实现9个市州全覆盖，配备70名专业涉外公证员。针对海外人员回国办证成本高、不便往返的难题，划定6家公证机构作为海外远程视频公证办证点，通过云端零接触模式，为旅居全球的贵州籍公民提供学历学位、亲属关系、委托授权等各类公证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023年，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贵州省第一时间落实政策，发往120余个公约成员国的涉外公文书，仅需办理附加证明书即可生效，彻底取消了传统领事认证环节，办理时限大幅压缩，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本有效降低。在此基础上，全省各涉外公证机构全面推行“公证+认证”联办服务，对材料齐全的常规业务实现“一次申请、一窗受理、一站办结”，年均办理涉外公证业务上万件，全面覆盖个人留学、移民、就业、出境自驾，以及企业海外投资、国际贸易、商事合同等全场景需求，为贵州公民和企业“安心出海、无忧办事”提供了坚实保障。

随着贵州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近两年全省对东盟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3.8%，越来越多黔企扬帆出海。为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贵州省律师协会于2022年1月成立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统筹推进全省涉外律师队伍建设和业务发展。2024年以来，贵州律师行业实现境外独立执业机构“零的突破”。

目前，全省已建立拥有188名律师的涉外人才库。今年4月，省工商联与省律协联合开展“护航黔企出海”专项行动，10家优秀涉外律所与10家“走出去”民营企业签订“一对一”结对协议，为企业提供专属涉外法律“贴身顾问”服务。此外，2025年省律协先后组团参加新加坡国际ADR峰会、面向东盟律师涉外实务交流会等国际活动，与新加坡律师公会、亚太法律协会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贵州律师拓展国际业务搭建了广阔平台。

为破解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瓶颈，贵州省坚持“高校培养+实务培训”双轮驱动，构建起贯穿本、硕、博三个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贵州大学依托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建设，在2025年成功开设国际法学二级博士点，先后组建多届“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制定专门培养方案，开设《东盟法律制度概论》《国际经贸争端解决》等特色课程，同时聘请知名学者，以及法院、检察院、企业和律所的几十名实务专家担任导师，实现“理论+实务”深度融合。

在国际交流与实践方面，贵州大学与柬埔寨王家研究院、马来西亚世纪大学等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先后选派两批学生赴海外短期访学；组织学生参加2025年首届联合国国际法院模拟法庭大赛、“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国家级涉外法治竞赛活动，以赛促学提升实践能力。同时，贵州省律师协会连续两年在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举办涉外法治人才建设培训班，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和资深律师授课，累计培训全省骨干涉外律师200余人次。此外，贵州大学法学院通过举办“东盟投资与法律服务”实务研讨会、新时代涉外法律服务论坛等活动，为涉外法律人才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才华的平台，形成了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贵州将持续深化涉外法治领域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涉外公证服务体系，提升涉外律师专业服务能力，建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以高质量涉外法治建设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大法治力量。

具体来看，海南旅游业迈出新步伐，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首次破亿，达到1.06亿人次，入境游客150万人次、五年提高5.7倍。现代服务业增添新动力，“中国洋浦港”国际船舶注册总吨位突破600万吨，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为亚太地区最大消费精品展。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速达11.4%，占服务业比重接近一半。

高新技术产业取得新成效。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552家，以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高端食品加工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成型起势，高新技术产业占GDP比重达到17.3%，“十四五”期间提高10.8个百分点。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现新突破。42个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产业强镇梯次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占第一产业比重提高到65%。

数据显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上述发展趋势正在增强。杨善华披露，今年1-5月，海南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54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8%，游客总花费1203.7亿元、同比增长14.3%。新增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35%，新开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392个。南繁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0%，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GDP比重约4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完)

6月9日，周国民发表文章《我的高中，我的高考》，回顾自己的求学往事，以及几位恩师对自己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恢复高考后的学生选拔，到贫困求学阶段获得的关怀帮助，从课堂上一次对勾股定理的创新验证，到高考后老师骑着自行车递送成绩单……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串联起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更折射出一代教育者的朴素、责任和担当。

2014年起，周国民还兼任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为公众开展科普，帮助大量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走近医学、走近科学，激发兴趣。2026年4月，一名7岁女孩不慎摔坏一件标本，周国民没有责怪家长，而是第一时间蹲下来安抚紧张不安的女孩，亲自带她参观体验。一次本能举动和小小细节，引起广泛好评，许多网友留言“被复旦大学周馆长狠狠暖到”（点击阅读原文）。

那一年，时代正迎来巨变。随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万物复苏、风气渐新，我们这群刚踏入高中的少年，已然朦胧感知到了时代变革的脉搏。10月21日，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消息传遍全国，全校师生为之振奋。学校闻风而动，迅速从高一16个班级中遴选组建了四个快班，其中理科快班3个，分别是高40班、41班、42班。我有幸入选高41班，新的班主任是同样教授数学的王武老师。

新组建的41班有50多名同学，仅有少数几人来自原来的48班。当时学校并未公布快班遴选标准，我们私下都猜想，应当是以入学成绩与日常表现为依据。而我们原48班的分班尤为特殊：分班前夕，悉心教导我们的陈以如老师因病住院，无暇参与分班工作。当时，我无从知晓，是病中的陈老师提前敲定了我的名额，还是学校统一筛选确定。

分班调整后，我们41班的班主任换成了陈中石老师，此前带我们的王武老师则调任42班班主任。虽在王武老师门下求学仅有一个多学期，可他抑扬顿挫的授课节奏、温润细致的呵护教导，让我们历历在目、铭记于心。最让我难忘的是，1978年元旦，学业压力虽大，王武老师还特意为我们筹备了一场新颖的迎新班会。班会压轴环节，老师手持小提琴，为我们现场演奏乐曲。48年岁月匆匆流逝，那悠扬婉转的琴声，依旧萦绕耳畔、从未消散。

我出身农村，家境清贫，往返求学路途遥远，求学之路格外艰辛。高二开学不久，陈老师悄悄将我叫到教室外，细心询问我的家庭情况，随后主动递给我一张人民助学金申请表。凭借这份申请表，我领到8元助学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笔钱足以覆盖我的书本费与学杂费，缓解了家里的负担。老师细致入微的关怀、默默无声的体恤，让年少的我满心温暖，也让我终生感恩。

陈老师治学严谨，却从不拘泥刻板，格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次数学课上，他讲授完勾股定理后，随机点名几位同学上台板书验证过程。轮到我时，我没有沿用课堂上的常规解法，而是另辟蹊径，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定理验证。陈老师看后十分欣慰，当众用“独具匠心”四字夸赞我。那一刻，羞涩与欣喜交织在心头，也让我深受鼓舞。老师因材施教、尊重创新的育人理念，深深影响了我，也为我日后的从教生涯埋下了初心的种子。

七十年代的高中，依旧保留着学工、学农的实践课程。在我们全力备战高考、埋头苦读之时，学校统一安排我们前往长沙电机厂参加为期三天的学工实践，跟随工人师傅走进流水线，学习汽车电机组装技艺。同学们大多新鲜好奇，乐在其中。可当得知，快一班无需参加学工、能够全心备考时，陈中石老师格外不平，还专门去找校领导讨说法。老师护犊心切、爱生如子的模样，我们始终铭记于心。

第二次犯错，依旧是年少无知的顽劣。彼时城区同学中午大都回家就餐，我路途遥远，只能留校用餐。一日午饭后，百无聊赖的我折纸飞机消遣，一时兴起，扫起黑板下沿的粉笔灰装入纸飞机中，从四楼走廊将飞机抛下。看着纸飞机裹挟着粉尘缓缓飘落，我还暗自得意。不曾想这一幕被任教物理的吴老师尽收眼底。吴老师当即批评我贪玩懈怠，并将此事告知了陈老师。为此，我再次写下检讨书，深刻反省自己的顽劣。

填报志愿时，我遵从本心，全部选择了自己热爱的理工科专业。可录取结果出炉，我意外被从未填报过的衡阳医学院录取。满心的期许落空，我一度闷闷不乐。陈老师察觉我的低落情绪，耐心为我疏导心结，悉心为我规划前路。他告诉我，若我实在不喜欢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依旧可以通过考研转换赛道、追逐理想。老师的开导，让迷茫的我重新找到了方向。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强表示，山东将以举办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赛事体系，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发展、消费促进、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高效衔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完)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日，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重点站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北京市重点站区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开展候车室模拟火灾应急处置消防演练。北京西站志愿消防队、北京西站派出所、中铁世纪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北京西站分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重点站区消防救援支队西客站特勤站、西站小型消防站共同参演。演练现场。重点站区消防支队供图 据了解，演练模拟候车室突发火情的场景，现场浓烟弥漫、旅客急需疏散。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警示警，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站内志愿消防力量、驻站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迅速到场扑救初期火情，分组引导旅客有序撤离；专业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后，同步开展明火扑救、火场排烟及模拟伤员救护，各单位紧密配合、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报警、初火处置、人员疏散、现场救援全流程实战处置。演练结束后，消防指战员现场点评处置流程，讲解消防器材实操要点与暑运防火注意事项。 据介绍，下一步，重点站区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压实各驻站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加大站内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消防实训与安全宣传，完善多方联动应急机制，全力护航暑运旅客平安出行。 编辑 彭冲 校对 陈荻雁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光辉事迹的同名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该部作品的发行拷贝数达到567个，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轮国产电影发行拷贝数的最高纪录。之所以能引发如此热烈反响，是因为电影深刻揭示了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仅475天，却能被称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电影因成功记录了一段无私奉献的感人经历、凝练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而成为经典。如今深情回望，经典历久弥新、精神永不谢幕。

天下黄河十八弯，最大的弯就拐在兰考。常年黄河水的冲刷淤积，给兰考带来了“三害”：风沙、内涝、盐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兰考人民不断对“三害”进行治理，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肆虐，使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时任兰考县委新闻干事的刘俊生回忆说：“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环境极为艰难、物质极为匮乏，全县36万人当中灾民就有19.3万人。

当时兰考的情况严峻到何种程度？1963年3月，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曾带领毗邻兰考的4个县的县委书记到兰考调研，准备把“对省地拖累很大”的兰考一分为四划给周边4个县。考虑到撤县无助于解决兰考人民面临的困境，焦裕禄代表兰考县委坚决表示不能同意，并立下了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如果兑现不了诺言，就辞职回家种地，不劳省委分配工作。这不禁令人想起焦裕禄妻子徐俊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的：“我同焦裕禄同志生活在一起已有十多年，他好像永远不知道啥叫‘难’。”

可以说，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自始至终都充满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以（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县委工作。电影《焦裕禄》对主人公在兰考的任职经历勾勒出了清晰线索，而影片演绎得更为鲜明和浓烈的是：焦裕禄对上级的一切安排坦然视之、泰然处之，他心无旁骛除“三害”、全力以赴保民生，没有第一书记之名、却恪尽第一书记之责，视共产党人的职务为责任与使命。兰考的内涝在他手里解决了，盐碱在他手里开始消失了，唯有风沙源治理的成效尚未显现，但他已种下泡桐树苗。若干年后，这些树苗枝叶成荫、华盖如云，成为兰考人民防风固沙的救命树，更成为能奏响国风琴韵、幸福乐章的致富树。

1964年5月14日凌晨，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终年42岁。就在焦裕禄逝世后的第三天，1964年5月16日至20日，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在商丘地区的民权县召开。会上，兰考县委的相关负责同志除按照要求汇报工作外，还声泪俱下地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进事迹。当天参加会议的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等，进一步采访了这位负责同志。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新华社河南分社采写的《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 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11月22日，《河南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的文章，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其后《河南日报》又开辟专栏集中报道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1965年12月17日，在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周原的陪同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一行来到兰考采访。于是才有了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电波发出后，焦裕禄的名字迅速响彻全国。

一位17岁青年从电台里听到了焦裕禄的事迹，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位领导干部对老百姓说‘我是您的儿子。’这对我的冲击力真太大了，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立场，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位青年后来成长为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正是他提出拍摄并亲自执导了1990年1月1日于全国公映的电影《焦裕禄》，他说拍摄这部电影是他当导演最初的愿望。他就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著名导演王冀邢。

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动人场景：大雪纷飞时，焦裕禄推开一间破屋子低矮的柴门，屋内住着两位老人，一个生病、一个眼瞎。“你是谁？”“我是您的儿子。”人民之问与初心所答，昭示了影片贯通始末的精神实质。影片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大风里有焦裕禄、大雨里有焦裕禄，大雪天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而是坚持要到最艰苦的群众家里去。但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焦裕禄，却从未坐过县委那辆吉普车，反倒对那辆别人骑过11年、除了铃哪都响的自行车“情有独钟”，下乡调研全靠它。因为他怕乘汽车跑太快听不见群众说话，“与群众拉开了距离，就会隔了心”。

影片中焦裕禄四次落泪，都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心里向着党。影片中的老百姓，当听说焦裕禄因给长期缺油少粮的基层干部购买高价粮而要被处分时，他们集体守候在县委门前，要为自己的书记伸张正义；影片外的老百姓，他们为支持该部电影顺利拍摄，自己准备道具且拒绝剧组酬劳，说为焦书记做点事不要劳务。正如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所说：“我知道老百姓记住的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影片中这把焦书记坐过的旧藤椅几次出现，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60多年前那令人痛彻心扉的一幕幕：无论在开会、作报告抑或听汇报时，每当肝痛来袭，焦裕禄便随手拿起诸如钢笔、茶杯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等硬东西顶在肝部痛处。而当那顶住肝部的硬物不小心滑落时，疼痛便会骤然释放，它能把焦裕禄疼得从藤椅上栽倒、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让1米76的大个子蜷缩成一团。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默默忍受了多少疾病带来的痛苦，这把至今留存的珍贵藤椅便是最好的见证。就在焦裕禄前往医院治病的前一天晚上，依然是坐在这把藤椅上，他忍着剧痛用颤抖的笔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提纲。文章仅仅开了个头，病魔便不依不饶地逼迫着他放下了手中的笔……

与藤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影片中几次出现的泡桐。一如藤椅成为焦裕禄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见证，当年焦裕禄为防风固沙，带领群众种下的泡桐，俨然已成焦裕禄精神的象征。焦裕禄就像那一株株泡桐，把根须深深地扎入了兰考大地。哪怕在他弥留之际，心中惦念的依然是兰考这片热土：“请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焦裕禄病逝后，影片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其英灵重现沙丘之上。焦裕禄极目远眺兰考大地，只见麦浪翻滚、泡桐成林……他生前未写就的那篇文章，兰考的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续写完成，他们没有辱没焦裕禄这个伟大的名字。

就在电影《焦裕禄》上映的同年，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精神，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以“焦桐”这一感人意象，树立了焦裕禄这一“好官”的光辉形象。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后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